7月29日，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（重阳金融研究院）、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了第十三场“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”主题讲座。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·科贝尔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、英文《当代中国》双月刊主编赵穗生教授围绕“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变化与《当代中国》双月刊”作专题分享。

　　讲座中，赵穗生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演进脉络。他指出，西方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研究，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：1950年代至1960年代，偏重历史文化与语言研究的“传统汉学阶段”；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，借助非官方文献与访谈走向社会基层的“经验实证阶段”；1980年代至2016年，与政治学、社会学等主流学科深度结合的“学科融合与主流化阶段”。

　　然而，赵穗生直言，2016年以来，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日益边缘化。这一判断基于三重变化。

　　一是中美关系恶化。“中国行动计划”令华裔学者人人自危，富布赖特等重要交流项目相继取消，并严格限制相关学术资助，部分州甚至立法禁止公立院校与中国开展学术合作，这导致两国学术交流环境极度恶化，赴华美国留学生数量已从高峰期的2万人剧降至不足千人。

　　二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“走火入魔”。赵穗生指出，“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强调量化方法和模型构建，实证研究和国别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。”他坦言，“我现在到就业市场上找工作，没人会雇我，因为没有自己的数据库、没有模型支撑。”

　　三是田野调查渠道断裂，学者难以获取一手素材。过去美国学者可以深入中国基层开展访谈与问卷调查，如今却举步维艰。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被迫转向不需赴华的文献研究，这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学术界对真实中国的感知力。

　　赵穗生还透露了一个令人感慨的细节：丹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也曾面临被裁撤的命运，上一任院长试图将其与非洲、中东、拉美等研究中心合并为一个“比较研究中心”。最终虽保住了中心，但经费已被大幅削减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目前中国已建立起一百多所区域国别研究院，而美国一个都没有，两国恰好走在相反的道路上。

　　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，赵穗生就中美学术交流困境坦言，"学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安全和政治绑架了"。而对于两国元首互访，他认为首脑外交有效止住了双边关系的“垂直下落”，形成了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，其核心在于建立护栏、防止擦枪走火、避免误解误判。

　　最后，赵穗生寄语在场学者，中美两个大国的相互了解太重要了。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很深，中国对美国的误解也很深。双方都要从政治层面到民间层面努力创造宽松环境，作为学者，更要站出来呼吁。“这条路很难，但如果连我们都不做了，两国之间就只剩猜忌了。”

　　来源：长安街知事